《酱园弄》里三位女性角色刻画的瑕疵究竟在哪？
“当暴力沦为女性觉醒的唯一表达，我们所看到的并非真正的解放，而是一种变相的剥削。”
1. 詹周氏
詹周氏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语者。影片通过大量展现虐女场景来渲染她所遭受的苦难，然而，这些看似冲击力十足的暴力画面，却并未能真正转化为对角色深度的挖掘。
詹周氏在整部影片中过于沉默了。即便到最后在法庭上念出西林的台词，她那本应属于自己的底层声音，依然被知识精英的话语所覆盖，她仿佛只是一个没有自主思想的传声筒。可要知道，这是一个能毅然挥刀杀夫的女人啊，怎会连一丝属于自己的思想和声音都发不出来呢？这种对女主主体性敷衍且漠视的处理方式，深刻地暴露出男性创作者的傲慢与轻视。
观众在影片中只见詹周氏被动地承受着拳脚相加，却看不到她在举起屠刀之前内心的挣扎。她对婚姻的恐惧、曾经尝试逃离的努力以及自我意识逐渐萌发的过程，都被无情地抹去了。由于缺乏对这些心路历程的交代，观众难以感受到在结构性压迫之下，这场悲剧必然爆发的深层原因。
创作者或许希望观众能够对詹周氏产生共情，于是不断地展现她遭受暴力的场景。但詹周氏被打得凄惨，并不等同于就能让观众真正动情，反而只会让观众感到生理上的不适。这种偷懒的处理方式，使得影片原本想要探讨的结构性困境被淡化，转而变成了詹周氏个人的困境。
更让人费解的是，影片一面控诉着社会压迫，一面却又用詹周氏与丈夫曾经的甜蜜往昔闪回来消解这种批判。这就好比一部反赌博的教育片，说着“你看呐，他们曾经也相爱过，这个男人也没那么差，是痴迷赌博毁了这个家庭”。这种叙事上的偷懒，将系统性的暴力狭隘地归结为个体遭遇，彻底背叛了女性结构性困境这一议题的初衷。
2. 西林
西林作为知识精英，本应成为底层女性的发声者，却在影片中沦为了一个悬浮的喊口号机器。
影片暗示西林没有遭遇詹周氏那样的困境，是因为她可以玩弄男人于股掌之间并且善于利用他们，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林的形象更像是男性创作者对于女性主义者的一种意淫，充满了刻板印象。
表面上，她看似是拯救詹周氏的“圣女”，但实际上却承载了片中男性角色的恶意，仿佛是一个多管闲事的毒妇。从她身上，我们很难感受到创作者对她的爱惜以及正面的处理。
她以笔为矛撰写《为杀夫者辩》，质问“女人杀夫为何一定要有奸夫？”，这本应是对女性困境的深刻追问，却在阶级隔阂中彻底失去了焦点。影片赋予她两种造型，旗袍名媛与短发先锋，但这却未能赋予她真正理解詹周氏的能力。
当她宣称“要救千千万万个詹周氏”时，其行动的本质却是一种俯视的想象。酒会上与薛至武的辩论、法庭上的慷慨陈词，都不过是与底层苦难割裂的精英表演，缺乏真正的力量和深度。
3. 王许梅
大姐大王许梅则彻底成为了推动剧情发展的工具人。
她帮助詹周氏的动机显得十分模糊。从让詹周氏睡在便盆旁到送蛋糕示好，这种转变毫无铺垫可言。从上海舞厅头牌到成为狱中“大姐大”，她的身世也是模糊不清。
王许梅对詹周氏的帮助被塑造得苍白生硬。她教詹周氏认名字、送蛋糕的情节，被设定为詹周氏的觉醒转折点，但这样一个分蛋糕的温情瞬间，根本无法弥合逻辑上的断层。
她为何会青睐詹周氏？影片仅仅以“看了西林文章后同情”这样简单的理由来敷衍解释。而她的牺牲，也沦为了推进男主线的燃料。她的死亡仓促且惨烈，这正是男性创作者惯用的手法——把女性角色虐到极致，最后让其惨死，强行煽动观众的情绪，以此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酱园弄》所面临的困境，恰恰是当下女性议题创作的一个缩影。它用暴力奇观取代了深度叙事，用精英代言淹没了底层声音。影片中所呈现的所谓女性主义，最终不过是展现了一个需要知识女性拯救的底层哑女、一个为男人错误殉葬的悲剧。 真正的女性电影，应当让詹周氏们能够自己发声，而不是在血腥与粉红泡泡中，将结构性压迫简单地归结为遇人不淑的个体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