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的世界中，当《国色芳华》的女主最终被赋予“妾”的名分时，一场激烈的争议便悄然掀起。“做小妾也配当大女主吗？”这样尖锐的质疑声脱口而出，却不知这话语本身犹如一把利刃，在不经意间刺痛了自己的认知，因为它已然掉进了父权制度精心布置的认知陷阱，不自觉地成为了封建等级秩序忠实的现代守护者，而这种批判与被批判之间的悖论，正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究和反思的关键所在。
那些单纯以“妾”的身份来否定何惟芳价值的观点，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僵化的本质主义思维。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妾”这个封建时代的身份标签被简单地等同于内在的卑微、依附以及价值的完全丧失。仿佛一旦被贴上这个名分，个体所拥有的智慧、勇气以及对命运的抗争精神就都化为乌有。然而，存在主义哲人萨特曾深刻地指出：“存在先于本质”。一个人的价值并非是由其出身或者社会所强加的标签（如“妾”“妻”等）预先注定的，而是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通过自身的抉择、行动以及对困境的抗争来塑造的。
何惟芳身处森严的等级制度夹缝之中，却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独立精神、过人的谋略、对命运的顽强搏击以及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这些优秀的品质和行为，无疑是对“妾”这一身份枷锁的有力超越。若仅仅因为身份就否定其主体性，那无异于将一个鲜活的生命囚禁在本质主义的牢笼之中，彻底抹杀了人所特有的能动性和光辉。
进一步深入分析，这种质疑的声音还暴露出对“大女主”概念存在的霸权式想象。在某些人看来，“大女主”似乎必须符合特定的模板，即必须是“正妻”，必须具备绝对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甚至要在封建体系的顶端登顶。这实际上是将某一种流派的现代女性主义价值观强行塞入封建历史的背景之中，是一种粗暴的文化移植。语境主义提醒我们，任何事物的意义都深深扎根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中。在父权和等级的双重压迫之下，“大”的具体形态必然与现代社会所理解的有所不同。
何惟芳在那个时代所允许的有限空间里，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努力为自己争取到了最大程度的自主权利，为所爱之人提供了庇护，并且施展了自己的影响力。这种在压迫结构下的巧妙突围，本身就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大”。后现代和多元女性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女性力量绽放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就如同百花齐放，各有其美。而将“大女主”的概念狭隘地限定为“正妻 + 绝对独立”的单一模式，无疑是对女性在生存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和展现出的抗争智慧的一种傲慢无视。女主以“妾”的身份实现自己的目标，恰恰体现了在极端压迫环境下的求生韧性和复杂智慧。真正的“大”，在于内在精神的强大，那份熠熠生辉的自主意识、永不熄灭的反抗火焰、运筹帷幄的智谋以及对自身命运哪怕些许的掌控能力。名分的地位，又怎能真正衡量出一个灵魂的高度呢？
更为可悲的是，当这些批判者把“妾”当作一种耻辱来否定女主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无意识地成为了封建等级秩序和父权价值观的帮凶和传声筒。他们高声重复着“妾即卑贱”这一古老的观念，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正是父权制度用来分化、贬低和规训女性的关键权力话语（正如福柯所揭示的那样）。批判的锋芒本应指向制造“妻尊妾卑”这种压迫性等级结构的制度本身，然而现在却偏离了方向，刺向了一个在制度束缚中艰难挣扎、渴望光明的生命个体。这清晰地暴露了父权意识形态是如何深深地内化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对此早有洞察），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自己枷锁的辩护者。
要求一个生活在封建叙事背景下的角色，彻底打破制度的枷锁，达到现代标准所定义的“完美独立”，这无疑是一种脱离历史实际的苛求。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受到经济基础和时代结构的严格制约。如果苛求角色去完成需要数百年社会演进才能实现的革命性转变，那无疑是在建造空中楼阁。对于角色的评价尺度，应当着眼于其在具体的历史困境中，是否能够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思考光芒或者行动勇气。哪怕只是在这沉重的历史枷锁上撬开了一丝微小的缝隙，那也是值得肯定的进步。女主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为自己争取到了远超一般“妾”甚至许多“妻”所拥有的自主空间和影响力，这就如同在历史的暗夜中点亮了一盏进步的微光。真正的进步性，常常体现在于束缚之中的苦苦挣扎以及由此实现的部分突破，而不是不切实际地幻想一蹴而就的乌托邦式完美境界。
当批评者试图用“正妻”的名分来衡量大女主之“大”的时候，他们手中紧紧攥着的，其实就是父权制度所打造的枷锁。要想真正彰显女性的力量以及推动时代精神的解放，我们必须坚决砸碎这把以封建等级为刻度的价值标尺。只有穿越名分所带来的重重迷雾，看到在具体历史重压之下依然蓬勃生长的主体精神、顽强的抗争意志以及顽强的生命韧性，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国色芳华》中女主何惟芳乃至历史上无数无名女性在荆棘丛中奋力绽放的惊世之“大”。这种“大”，是在看似不可能的环境中创造出可能的伟大力量，是人性的光辉对黑暗制度的一次无比骄傲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