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前，我赶工帮人完成了一份课堂作业。由于其中包含了一些为了提升价值而强行加入的总结和言辞拔高，所以后来我对其进行了删改，并保存了一份备份。
刚写完那会儿，我曾想给它打个一星的评价，不过后来想想，还是决定等下次再看一遍之后再做定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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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勇敢地去谈论电影，并非是因为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而是因为这对我而言至关重要。”
于2023年在戛纳电影节上映的《利益区域》，在道德立场方面显然有值得商榷之处。当我们看到墙外的烟囱冒出烟尘时（而集中营烟囱的作用想必大家都清楚），我们的目光便会不自觉地发生转移。那么，影片对军官宅邸中日常生活的呈现，是否在讽刺的语义之上，又蒙上了一层“视而不见”的无害化薄纱呢？当它试图通过广角镜头来监视影片中的人物，以实现一种强迫观众对其进行“重审”与“反思”的影像效果时，这种对影片中那些（显然在角色设计时就带有“原罪”）角色施加目光暴力的行为，是否会引发一种被遮蔽的浮躁情绪呢？也就是说，当我们为这部电影别出心裁的技巧而暗自赞叹时，是否正被这种刻奇式的取巧所迷惑，进而做出为投机者鼓掌欢呼的愚蠢举动呢？
如果说《利益区域》因其明确的针对倾向而还留有一定的讨论空间，那么《辛德勒的名单》则显然在大屠杀题材的道德伦理问题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阿多诺能因策兰的诗行承认自己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愚蠢的”这句判语上犯下轻妄的错误，我们同样能从雷乃的《夜与雾》中看出电影具备承载大屠杀这种人类苦难的能力——可《辛德勒的名单》绝非那种“足以”承担苦难的影像，或者说，它根本就不是一部“想要”去承担苦难的作品，它只是一部不愿直面大屠杀受害者苦难的轻浮之作。
当我们看到开场时的蜡烛，还记得那一缕向上飘起的烟雾吗？《利益区域》和它如此相像，以至于当我们看到它之后转接的事物——象征着通往罪恶之路的火车蒸汽——时，不会感到丝毫意外。这是一场狠辣的师承，是漠视的隔代遗传。而这种冷漠的写作在影片中随处可见：用打火机的点火声音衔接两场不同戏码的演出，实际上是通过赋予物质花哨幽默的方式消解了其应有的严肃性；用“Not be better”和“Could be worse”转接两种境况的展现，实质上是在利用惨状（与作为观众的我们已知的“worse”未来间的反差所形成的“张力”）来制造笑料；那几次卡壳的开枪场景，同样是将真实发生的虐杀改造成了一种娱乐性的杂耍（我们当然可以喜爱电影中杂耍所带来的趣味与活泼，但如果它是以对生命的轻佻为基础的）。更不必说红衣女孩前后呼应的两次出场，刻意设计的高调配色只能表明创作者在“素材利用”上的无耻程度（几乎是必然的，这种对特别受害者的“特殊化”处理，其实质只能是对全部受害者的泛化——一种最常见的轻视与辱没）。还有那段最为恶毒、也最让人愤恨的悬念，当集中营的囚犯们进入浴室，镜头切换为花洒的特写，这时我们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悬念也随之产生——花洒将要喷出的，是毒气还是热水？哈内克直言这是一种对大屠杀娱乐化的消费，斯皮尔伯格也因此与“真正有责任心的电影人”这一评价彻底绝缘。
《辛德勒的名单》就是戈达尔所说的“以一种自我感动的情节剧方式消费了大屠杀”。当我们沉浸在本作所谓“艺术价值”所带来的审美愉悦中时，我们已然陷入了一座名为“虚伪”的深渊。此时，我们或许会想起，军官与表演者的动作在剪辑中渐趋贴合的影像（两种动作正向一种动作趋同——它所带来的多义性），以及紧接而来的殴打时肉体受击的响声与献给表演者的“Bravo”叫好紧密地剪辑在一起。这种暴力狂式的影像写作，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犯罪——有哪个在观影时还心存良知的人能说，当那声“Bravo”响起时，自己的心尖没有疼一下呢？在《我的哲学与电影》一文中，巴迪欧曾断言，作为日常讨论对象的电影，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电影展开的大众教育，换言之，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是所有观影者的学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探讨电影的合法性，那么《辛德勒的名单》无疑是最糟糕的一种教育体现。
我们应该，或许也是必要的，从所有的“必看”电影中走出来，从所有的“电影分析”中走出来，乃至于从“电影”本身中走出来——去重新审视它们的一切，用自己的思想去言说它们的一切。于是，《辛德勒的名单》的腐烂便不言而喻：在《夜与雾》之后、在《广岛之恋》之后的《辛德勒的名单》，只是一座用于建立好莱坞“二战”题材电影群像的伪神塑像，是美国主流电影体系中最能彰显自身无耻的一个黑洞，是最能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电影市场“绞肉机”本质（——人命在这里如何能比草芥更不如？）的抗辩素材。你看，反人类的作品如何因之成为一座“人类精神”的圣像？它所重复的不过是“救人英雄”的悲剧神话……因此，《辛德勒的名单》只能是一个为了迎合远离了二战的观众对二战中悲剧英雄弧光的期许而放弃了自身全部可能性的“广告”，而无法成为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