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的世界中，常常有一些角色和情节引发观众诸多思考。就拿某部影视作品中的女主来说，她身为律师，本应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然而其表现却让人难以苟同。她似乎并不真正关心受害者，所谓的坚持程序正义，更像是在钻法律的空子。比如有一段情节提到，当被问到委托人真的有罪该怎么办时，女主竟表示这超出了律师的范围，律师不需要知道真相，只需做好辩护工作就行。控方负责控诉，双方各自陈述代表的故事，最后看陪审团相信谁。好的律师就是把委托人故事中最好的版本讲述出来，而如果有罪犯逍遥法外，那也是控方和警察工作没做到位。
仅从这一点，就让人对女主产生厌恶之情。而女主最后败诉，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她自己作为控方和警察的工作没做好，实在怨不得别人。最近看了一些中山七里的警察小说，该作者善于讨论社会问题并在结尾设置大反转。其中有一本探讨司法正义和个人正义的作品，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有人为了报复社会进行无差别杀人，在地铁站杀害了一个女大学生和一个12岁的女童，结果法官判的是无期徒刑。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地控诉法官，质问难道法官的家人被杀害了也不希望凶手被判死刑吗？
这就是个人情感代入的问题。确实，律师包括法律工作者应该保持客观冷静，但完全无视个人感情，为真正的罪犯逃脱制裁找借口，还毫无愧疚地把责任归咎于警察和控方，那么女主后来控诉强奸败诉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女主变成受害人时，她站在这个角度重新审视警察、律师、陪审员、法官等角色，才发现这个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也看到了所有在她之前遭受类似困境的女性。当她控诉自己失去了尊严、自我认知、安全感以及对法律的信念时，只能说是因果循环。以前她作为律师对待其他受害者的态度，如今作为受害者被别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也算是一种报应。
再来看这部作品中的具体案情。女主和朱利安虽未明确男女朋友关系，但在案发前一周已有性关系。案发当天，两人一起喝酒调情，女主邀请朱利安去自己家，还主动脱光衣服，之后因呕吐不想发生关系，便指控朱利安强奸自己，这实在有些荒谬，简直就是污蔑。
之前看过《黑箱：日本之耻》，同样是关于性侵的题材。几年前看原著时，还非常同情女主，为她维权成功感到欣慰。但当纪录片出来后再看，已经没有了那种感觉。这些年类似的诬告事件太多，让人逐渐麻木。再有这类案件报道出来，第一反应就是怀疑是不是诬告。当然，《黑箱》中的女主诗织因为是醉酒状态，男方是完全清醒的，且有宾馆礼宾和出租车司机的证词证明，按照我国法律，醉酒属于失去同意能力，可认定强奸。但如果假设诗织是清醒的和男方走进宾馆，然后跑出来说男方强奸，那就明显是在诬告。毕竟日本的诬告现象可能比中国更严重，不然也不会发展到武士决斗的版本。
在本片中，女主一次次声泪俱下地描述案发过程，觉得自己羞耻，记忆混乱难以启齿，还控诉这对她造成了二次伤害。但实际上，这些一遍遍的审问、身体检查，不正是司法追求公正、保护被告的必要程序吗？女主不是一开始就说过法律保护所有人，包括控方和被告吗？
即便有这样的制度和程序，现实中依然存在很多诬告案件，比如订婚强奸案、蛋糕店老板性侵女童案等等。“没有哪个女生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制度，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怕是会把无辜男性都告个遍。
古代有个“奸出妇人口”的规定，认为只要妇女指证男方即可定罪，这是建立在认同礼义廉耻的基础上的，妇女不顾脸面出来指认，可信度较高。但现在一些小仙女根本没有礼义廉耻可言，对体检和反复描述毫无不适，只为诬告对方获取赔偿。而正常女性在受到侵害时，不得不经历这套程序，这才真正受到了二次伤害。
表面上看，对女性犯罪的可能是男性，但实际上，暗处伤害女性更多、让女性维权更难的恰恰是这些小仙女。如果正常女性不抵制反对小仙女的行为，当自己受到侵害时，也别怪没人同情，别怪司法程序给自己带来二次伤害。
作为舞台剧，对演员体力的考验相当大，朱迪科莫的演技确实非常出色，从她之前饰演的角色就能看出她的表演张力。但出众的演技并不能掩盖剧本本身的缺陷。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即使有再好的表演，也难以让观众产生共鸣。多给的2星完全是给朱迪科莫的表演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