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的尾声，当我看到卡洛斯和其他机器人的残骸堆积成山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位我认识不久的华裔流浪者。他像卡洛斯一样，为了追求自由而自我流放，离开了他的故乡来到美国。但他很快发现，无论在哪里，生活的本质似乎都没有太大的不同。因此，他辞去了工作，开始在美国各地游荡。当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后，他先后被一个对他有非分之想的同性恋体育老师和一个试图劝他信仰基督教的牧师收留。然而，这位朋友显然与他们的理念不合，他在许下空头承诺、享受了短暂的温饱和庇护之后，便悄然离去。听完这个故事，我感到困惑：他真的在寻找自由吗？他的回答是：工作和生活毫无意义，所以他在寻求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生活方式。但是，无论是独自沉思，还是在网上与人争辩，甚至是听我讲述一番似是而非的理论，他都始终无法找到答案。最终，他试图通过一次愚蠢的行动来突破困境——他想在超市门口枪杀一名富人，但最终只是抢走了钱，然后放了那个人。
我无法嘲笑他的态度和行为，因为他似乎就像电影中的机器人卡洛斯一样，在秩序之外找到了自我，获得了自由的同时，也发现自己和同伴其实只是多余的人，被秩序视为垃圾而抛弃。当然，与电影中那些被大公司股东设定程序后被遗弃的机器人不同，卡洛斯——就像我的那位朋友——通过某种机缘巧合，先知先觉地意识到自己和同伴的命运。
讽刺的是，就像现实生活中那些将腐朽转化为神奇的修辞一样，“火星特快”飞向太空的壮丽情节为丢弃“多余的人”这一行为披上了一层浪漫的外衣。仿佛机器人的“飞升”和永恒预示着自由的新篇章。但与那种摧毁一切、重估一切、再造一切的自由相比，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无所依附的、自我放弃的自由。多余的人只能在空洞的自我中寻找缥缈的回声，以此为傲，继续自己的漂流。而他们不知道，连这自我放逐的自由也是虚幻的。甚至不存在“他们”这个群体，因为多余的人永远是孤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