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狗阵》这部作品中，导演管虎采取了一种极为简约的叙事手法，将情感表达和故事讲述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减法”，使得影片的结构变得异常清晰：一个因过失杀人而入狱十年的男子二郎，在假释回乡后与一只被全镇追捕的黑狗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羁绊。
二郎曾经是风云人物，“杂技团摩托车骑得最好的”“市里获过奖，弄过乐队”。然而，由于一次过失杀人事件，他入狱十年，错过了中国社会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十年。当他返回家乡时，发现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在这个人口流动不大的小镇上，他无疑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异类，无论在大巴车、警局还是面馆、巡防队，所有人都在背后悄悄打量着他，表面上说“我们要一视同仁”，实际上却在宣告着整个群体对这位“归来者”的审视和排斥。
同样，黑狗也是一个“边缘生物”。在人类社会中，它因咬伤多人而被判定为“疑似携带狂犬病毒”，因此被全镇悬赏“通缉”；在狗群之中，它也似乎总是独来独往，不像其他流浪狗那样成群结队四处游荡。
这两个游离在社会之外的存在（一人一狗），在一个风沙漫天的寒冷夜晚，在黑暗无人的戈壁上，蜷缩在一辆翻倒的小卡车四处漏风的驾驶室中，相互取暖。之后一人一狗之间的羁绊，无论是通过十日隔离逐渐破除隔阂，还是几次相互寻找、拯救的经历，都是这种孤独、寒冷中相互取暖的延续。
在影片中，二郎无疑是一个“失语者”，不仅在语言上有所缺失，更在情感上表现出极大的克制。他很少说话，即便开口也仅是寥寥数语。这种简省的表达方式让人物的塑造变得颇具挑战。其当前处境的根源——过失杀人——的信息只能在他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而来，而当年的实情以及二郎本人的态度和所受的影响，在片中并未得到清晰的交代。这导致这个人物似乎成为一个悬浮在空中的“象征”，象征着一种游离于主流社会外的失语者，而非一个真实的人。而且，这个人物“边缘”“失语”的标签，似乎主要是通过沉默和面无表情来塑造，缺乏完整的逻辑基础。对于一个封闭小镇上因过失杀人入狱的昔日风云人物而言，他所面对的种种困境似乎被影片轻轻略过：昔日的朋友依然仗义相助，父亲、邻居、警官、面馆老板也展现出无甚区别的善意和接纳，甚至与胡屠户间的“杀侄之仇”也在一次巧合中轻易和解。加上二郎自己的沉默，以及中景远景客观、冷静的镜头语言，使得二郎这个人物的情感和动机显得更加暧昧不明。如此一来，既没有正面的情绪动机描述，又缺乏侧面的环境渲染和背景铺垫，二郎这个人物赖以成立的“格格不入”这一概念似乎显得有些无病呻吟，矫揉造作。
然而，黑狗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种简省带来的空缺。在影片中，人离群索居，沉默寡言，单纯善良却与复杂的社会格格不入，犹如离群的兽；而黑狗机敏听话，仿佛通人性。在医院，黑狗在二郎打电话时趴在父亲床边，俨然代替了二郎儿子的位置；而黑狗去世后，二郎在窗外紧张地看着黄狗产下黑狗后代，又可以视作代替黑狗成为“产房外焦急等待的父亲”。一人一狗已不再是简单的“主人-宠物”关系，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补充、解释的互文。遵循这样的思路，戈壁狂风中黑狗的呻吟恐惧即是人的恐惧，黑狗“人人喊打”的境况寓示着二郎作为“杀人犯”的尴尬处境，而当黑狗被巡防队众人逼入绝境残忍抓获，将要被送去“收容所”时，也象征着巡防队众人对二郎这个异己的“围猎”，昭示着二郎的孤立无援。
除此之外，通过对时代环境的书写，导演将一种更大的“情绪”融入影片，从而使二郎的“失语”在整部电影的情绪尺度上得以成立。整个故事被嵌入到中国社会一个颇具代表性和戏剧性的时代节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奥运日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社会在世纪之初经历的巨大发展与变革，这些抽象的概念借助电影所选取的这一时期、这一地点得到集中的具象化展现。赤峡镇，位于中国西北的甘肃酒泉市，地处茫茫戈壁之中，风沙、荒漠、风滚草形成了镇子的第一印象。当电视机里广播着北京预备举办奥运会的盛况，热情洋溢地宣讲着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时，镜头下的赤峡却呈现出一派寂寥衰败的景象。昔日的产油区在资源消耗后走向衰颓（警官提到“油田的人走了之后，辖区也缩小了”），破败的楼房、年久失修寥落寂寞的动物园和游乐场、空无一人的大剧院，昭示着昔日的繁华与今日的衰败。拉煤火车“哐啷哐啷”的声音与悠长寂寥的鸣笛声构成影片不变的背景音。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如果说二郎是在社会发展中没有赶上步伐的边缘人，那么赤峡就是时代滚滚浪潮中被遗落、被抛弃的一块“荒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下，展现出一种不仅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时代的，苍凉与失落。而这种苍凉与失落凝结在二郎这个叙事的中心人物身上，使得人-狗-城（时代）形成互文，在情绪上相互强化和补充。
在上海首映礼上，《狗阵》的导演管虎表示：“时代这趟列车，我们都赶上了，但总有人是没有赶上的……我的摄影机就对准了他们。”新旧城镇交替，有人倒下，也有人继续向前。通过“人-狗-城”三者形成的互文，影片呈现了一种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下被遗忘和遮蔽的个体生命，他们在奔向前方的人群中失落迷茫，然而无论几次“掉下独木桥”，他们中的幸存者终究还是要背上行囊，再次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