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新审视国内再次上映的《红猪》时，这部作品唤起了人们对《起风了》的记忆。日本二战后的文学和电影作者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历史问题。在《红猪》中，主角拥有选择的自由，他能够脱离政府的束缚，成为一个优雅且自由的赏金猎人。这个故事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将沉重的历史置于遥远的背景之中。然而，掘越二郎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他的选择并不多。战争、灾难和法西斯主义是故事前景的现实。《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有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但在邪恶的子爵统治下，这位善良的工匠不得不制造出最精巧、高效和富有创造力的断头台。
掘越二郎正是这样的角色，加上他是一个有思考和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创造杀人机器。宫崎骏似乎在努力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将设计飞机视为生命的天才，如何在飞机只能是杀人工具的时代中生存下去。这里存在着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是追求梦想和热爱的生活；另一方面，这种生活方式在那个时代意味着制造杀人工具。
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被误解为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辩解，但这种理解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如果掘越二郎那位充满爱国热情的好友是故事的主人公，那么电影的确可以被看作是在洗白历史。但影片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个人与时代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与患有肺结核的妻子这条支线加强了悲剧感）。在《红猪》这个轻松的故事里，主角总是能够逍遥于政权之外，成为一名潇洒的英雄。但当现实像《起风了》那样沉重地压在普通人身上时，他还能为自己的梦想而活吗？即使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活意味着为法西斯制造杀人工具也在所不惜吗？纯粹的梦想遇上残酷的时代，就如同纯洁的爱情遇到疾病和死亡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