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启示录》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一部史诗般的电影作品，其拍摄始于1976年3月，仅在越战结束前数月启动，因此其对现实的深刻反映和小说式叙述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增添了作品的深度和紧迫感。
这部影片可以被归类为一种公路电影，它通过威拉德上尉的视角，展现了他沿湄公河而上的一系列经历和观察。这种叙事方式生动地描绘了战争的荒谬性，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和混乱的世界。
然而，在体现科波拉哲学思考方面，威拉德的角色并非核心所在，真正的焦点在于基尔戈尔和库尔茨这两个角色。他们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战争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甚至他们在电影中的形象也是对立的。
基尔戈尔的形象夸张而具有戏剧性，他戴着牛仔帽，外表整洁，给人留下了“即使战争结束也不会受伤”的印象。他在战后与士兵围坐一起弹吉他、吃烤肉的场景，试图淡化战争的残酷，营造出一种家庭聚会的氛围。但正如科波拉借助威拉德指出的那样，这种尝试反而加剧了士兵们的思乡之情。此外，基尔戈尔在攻击行动中使用瓦格纳音乐的方式，也试图减轻战争的惨烈感。本质上，基尔戈尔的战争行为是为了逃避战争本身。
与此相反，库尔茨则显得冷静且内敛，他的战争哲学源自一次给孩童接种疫苗的经历，这段经历让他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应包含道德的两面性——既能利用原始本能进行厮杀，又能摒弃情感判断。库尔茨认为，这是战争中士兵的理想状态，因为真实的战争残酷不是通过冲浪、摇滚乐或肤浅的娱乐就能掩饰的。
影片中的一个关键场景是与法国人共进晚餐，这场戏不仅充满了说教意味，还明确表达了科波拉对越战的看法——即为虚无而战。这个转折点标志着电影从战争的荒诞转向探讨文明与野蛮的关系。
随着剧情发展至岛上，电影开始与标题“现代启示录”产生直接联系，不仅仅是因为石头上刻着这几个字，更因为岛上对库尔茨的崇拜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马龙·白兰度的表演无疑是卓越的，而且为了遮掩他发福的身材所采用的光影技术，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宗教感。尽管库尔茨被岛民奉为神明，他却渴望死亡，走向虚无成为了他的终极选择。这反映了整场战争的本质——不仅是非正义的，更是毫无意义的，除去酒精、摇滚乐和飞舞的子弹后，剩下的只有虚无。
虽然《现代启示录》作为最佳战争片的地位可能还存在争议，但它无疑有资格被誉为最佳的越战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