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的宏大叙事中，历史与战役的再现总是充满争议。每个国家、每个家庭都有其独特的解读方式，而进入新世纪后，电影制作人开始将焦点从宏观的国家、民族视角转向更为微观的个人（或小队）经历。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了导演对历史的个性化解构与重塑，也反映了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全球对上个世纪战争硝烟的一种消解态度。在这一趋势中，盖里奇执导的《盟军敢死队》便是一个典型代表。
该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以1942年二战期间英国的“邮差行动”为原型。观看完影片后，一些观众将其称为“抗德神剧”，认为其中包含了不少类似“抗日神剧”的元素，比如主角百发百中的射击、冷兵器惊人的杀伤力以及耀眼的主角光环。然而，对于熟悉盖里奇作品的观众来说，这些元素不过是他一贯的导演风格。作为后现代美学的娱乐大师，盖里奇向来不拘泥于主流审美，他的作品常带有强烈的“草根化”“低俗化”特征，甚至不乏些许恶趣味的元素，如船舱中的斧头、轿车内的风情等细节。因此，《盟军敢死队》并非是对真实事件的还原，而是一次商业化的重塑，通过“邮差行动”这一蓝本对二战进行了新的解读。
然而，盖里奇在这部作品中的表现似乎并未达到预期。有观众表示，这已经是第二次观看盖里奇的作品时感觉人物趣味性不足（上一次是《金爆行动》）。既然已经定位为一次解构与重塑，为何不更加大胆地创新呢？或许，近两年高频率的创作让盖里奇显得有些疲态。尽管如此，《盟军敢死队》仍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法展现了二战中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让观众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能对历史有更深的思考。
